跨年夜，歌手都去办演唱会了，晚会怎么办？

　　文 | 毒眸

　　跨年夜即将来临，跨年不像以前人们都守着电视等跨年晚会，夜歌演唱今年很多人已经买好票准备在演唱会现场倒数了。手都

　　明晚，去办全国大约会有20多场知名歌手的晚会办跨年演唱会，同一时间在全国不同城市举办。跨年周深2025‘深深的夜歌演唱’巡演跨年纪念场将在香港启德主场馆上演，张杰‘未·你好吗’2026年跨年在澳门威尼斯人综艺馆举办，手都王源的去办‘客厅狂欢’跨年演唱会在郑州连演三天。此外，晚会办汪苏泷、跨年林忆莲、夜歌演唱邓紫棋、手都张远、去办胡彦斌等多位歌手均选择在演唱会与粉丝一同跨年。晚会办

　　放在往年，歌手与粉丝一同跨年的场域，是各大卫视的跨年演唱会。而今年，更多主流歌手选择离开卫视跨晚，不再做“大拼盘”的一员，借力线下演出市场连续两年的火热势头，在跨年夜与自己的粉丝一起走向线下狂欢。

　　像周深、邓紫棋、汪苏泷、张靓颖等人气歌手，曾经与跨年晚会都有过一段蜜月期，是节目单上少不了的熟面孔。

　　阵地的转移，折射了话语权的一起一落。演唱会市场的持续繁荣，人气歌手门票一票难求，跨年夜成了歌手的“黄金档期”；而伴随电视媒介的式微、线上拼盘演唱会的同质化，卫视跨晚邀约的含金量、吸引力都不再那么高了。

　　当内容的供给侧与消费侧都在撤退，跨年晚会这一形态该如何在新时期存续？

　　　　当歌手离开跨晚

　　从商业收益上来看，演唱会对歌手们来说远比跨晚更有吸引力。

　　以此次周深跨年演唱会为例，按演唱会门票均价约1054元，启德体育场最多容纳5万人来计算，连开三天，票房收益约1.58亿，即便扣除场馆租赁、舞美制作、服装、人力等成本，票房收益与品牌回报，仍远高于在卫视跨晚唱两首歌所获得的通告费与曝光价值。

　　这样的变化，歌手和粉丝都喜闻乐见。从歌手角度来看，参加跨晚往往要服从于卫视的流程安排，配合完成表演、互动，以及整台晚会的主题表达。而独立演唱会，从舞台设计、曲目编排，到艺术表达，均掌握在歌手及其团队手里，歌手更容易建立个人IP，保证对粉丝的长线运营。

　　在粉丝眼里，看到喜欢的歌手离开卫视跨晚，举办个人跨年演唱会，心理快感某种程度上或可类比得知喜欢的艺人与经纪公司解约——总归是脱离资本、权力操纵，回归独美的好事。

　　同时，单独的、线下的演出，很大程度上也更契合当下年轻人的消费习惯。跨年晚会虽然最大限度堆叠起了嘉宾阵容的豪华度，但大部分人对明星的喜爱其实并不在于“多”。尤其是随着娱乐消费越来越碎片化、分众化之后，观众对拼盘式节目的耐心大幅下降，多数人收看跨晚的方式，也只是挑选观看自己喜欢的嘉宾表演。与其守着遥控器和进度条苦等，奔赴线下个人跨年场演唱会，显然是更好的跨年夜选择。

　　但对各大卫视而言，歌手的外流不可避免会削弱跨年晚会的吸引力。在同一时间段多台卫视同步直播的竞争格局下，跨年晚会之间比拼的核心竞争力便是嘉宾阵容，而具备演唱会票房号召力的歌手，往往也是拉动收视、带动回看和转发传播，以及吸引广告投放的核心主力。这部分歌手离开，对跨晚的内容、招商两个层面都会有负面影响。

　　更值得忧虑的是，明年跨晚歌手的外流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。从今年个人跨年演唱会售票趋势和市场反馈来看，头部歌手如周深、汪苏泷、邓紫棋均一票难求，粉丝基数相对较小的胡彦斌、李荣浩、张远、陆虎等歌手跨年场选择在金华、佛山、清远等二、三线城市举办，门票同样很快售罄。由此不难判断，专业歌手在下沉市场举办个人跨年演唱会仍然有增长空间，跨晚的歌手出走潮可能会愈演愈烈。

　　这种情形下，跨晚必须求变。

　　过去将现场直播视作卖点的各大跨晚，如今选择录播的越来越多，从而保障嘉宾阵容。比如北京卫视和B站的跨年晚会，都是提前录制，把周深、张远、胡彦斌等有演唱会安排的人气歌手留在节目中。倘若未来更多歌手举办跨年夜个唱，录播模式也可能被更多卫视借鉴。

　　歌手没空，那么主攻方向就变成了演员。从各大卫视公布的阵容来看，今年跨年晚会不论是嘉宾数量还是节目分量，总体都在向演员倾斜。“星光最亮”的湖南卫视几乎请来半个“尖叫之夜”的嘉宾，孟子义、宋威龙、谭松韵、檀健次、王楚然、王鹤棣、张凌赫等一众演员都将登台献唱，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则分走了剩下了半个“尖叫之夜”，前者最重磅的嘉宾是肖战和龚俊，后者则邀请到了白鹿、李昀锐。

　　几大卫视中，只有主打“将真唱进行到底”的江苏卫视，嘉宾仍以专业歌手为重，请来罗大佑、张碧晨、毛不易、张韶涵等实力派歌手，同时也是唯一请到周深的直播跨晚。然而，由于专业歌手被个人跨年演唱会分流，江苏卫视的嘉宾名单也略显短小。

　　总之，卫视面临的局势相当被动，演员成为嘉宾主力，晚会很容易变成综艺，显得不伦不类；而如果不放弃人气歌手，便要么接受录播、配合歌手档期，要么在直播条件下压缩歌手数量，牺牲节目体量、完整度。只有折衷，没有优选。

　　当观众不再是大众

　　在歌手离开跨晚之前，跨年晚会也早已在内部经历一轮从大众化到分众化的变化。

　　回到跨晚的起点，2005年，湖南卫视当年推出的选秀综艺《超级女声》一炮而红，借此东风，湖南卫视以“05超女”为核心，搭配陶喆、潘玮柏、谢霆锋等成名港台歌手，举办了首届跨晚演唱会，这也是业内和学界公认的首届跨年晚会。

　　集齐一帮综艺选秀新星和港台流行歌手跨年的拼盘晚会模式，很快被各大地方卫视效仿借鉴，跨晚也开始成为更大众层面的流行文化。

　　尽管各家卫视都有自己的内容品牌，但其底层逻辑高度一致——依托卫视自身的选秀综艺与造星体系，持续输出新面孔，同时加入多位知名港台歌手，保证嘉宾的含金量，在年轻观众的追星热情与年长观众的怀旧偏好之间取得最大公约数，从而尽可能覆盖更广泛的收视人群。

　　在此后的数年间，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逐渐进入拼阵容的竞争阶段，但这种竞争依然服务于同一个目标——大众化。各家卫视比拼的核心，就是谁能邀请到更稀缺、更重量级的歌手与偶像，借助明星资源的堆叠，维系跨年晚会作为全民娱乐事件的中心地位。

　　由此造成的结果是，受欢迎的歌手在两到三家卫视间极限通勤，人气偶像团体则是分拆三家、雨露均沾，每家都开始邀请欧美、日韩歌手作为惊喜嘉宾，各大卫视的跨晚的确大众化，但也同质化。

　　雷同的线上拼盘演唱会陷入疲劳期时，更年轻形态的跨年晚会开始崛起。2019年，B站举办了站内第一届跨年晚会“最美的夜”，同时在线人数超过8000万，晚会贴近平台原生的内容生态，突出情怀、复古、玩梗等元素，豆瓣评分高达9.0分，被媒体评价为“最懂年轻人的晚会”。

　　“最美的夜”向各大卫视验证了，跨年晚会并非只能依靠明星堆叠来完成，围绕特定人群、特定情绪与特定文化语境进行内容策划，同样能够形成强烈的情感共振。

　　这也启发了传统跨年晚会对于内容差异化的重新思考。过去几年，跨晚尝试在原本的狂欢娱乐基础上加强叙事性，尝试对过去一年中最集中的社会情绪与热点文娱事件作出回应。

　　例如，2021年的主旋律大年，《觉醒年代》《山海情》热播，《长津湖》打破影史票房纪录，东方卫视跨晚中请来不同领域中的平凡英雄，编织过去一年的生活图景；2023年人们正式从疫情中回归线下生活，湖南卫视将跨晚舞台打造为真实的街区生活场景，唤起观众的情感连接；同年，江苏卫视“紧跟时事”，在明星艺人假唱风波”后，打出“真唱，我们从来都是认真的”的口号，增加晚会看点和讨论度。

　　尽管这些改变引起了一些讨论，但并没有彻底扭转跨晚失去观众的态势。本质上，跨晚的小众化，与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的衰落，以及拼盘演唱会这种大众化演出模式不再流行有关。当观众不再是大众，节目追求大众化也只能是刻舟求剑了。

　　我们还需要跨年晚会吗？

　　当歌手开始离开跨年晚会，观众也不再是意义上的大众，那么跨年晚会，这个曾经被赋予年度文化仪式的节目形态，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？

　　答案似乎在变得越来越模糊，线下观众可以选择看电影、看演唱会，线上娱乐需求分散在各类平台的跨年内容中，脱口秀、短视频、直播都是便利的娱乐选择，跨年的陪伴需求早已不再只能由电视来完成。某种意义上，跨年晚会失去的，并不是观众，而是唯一性。

　　但如果进一步追问，跨年晚会真正承担的功能，或许从来不只是娱乐本身。

　　在电视作为强势大众媒介的年代，跨年晚会是一种典型的共时性内容，它通过固定时间、固定频道、固定仪式，把高度分散的个体聚拢到同一个时间轴上。无论观众是否完整观看，是否喜欢节目嘉宾，跨晚的存在本身，都是一种公共文化节律的标记。正因如此，跨年晚会才能在多年重复中，被不断赋予仪式感的意义。

　　但当下，这种基于大众媒介的共时机制，正在被逐渐瓦解，曾经的大屏同看变成了各看各的小屏，跨年已经不再需要一个统一的舞台。对大量年轻观众而言，跨年更多是一种私人化、圈层化的体验，和谁在一起、在哪里、做什么，远比看不看跨晚、看哪家跨晚更重要。演唱会、朋友聚会、线上娱乐，都可以完成跨年的仪式感。

　　在这样的现实下，跨年晚会如果仍然以拼盘演唱会的方式，试图讨好所有人，结果往往只能是对任何一个群体都缺乏足够吸引力。

　　这也正是近年来跨年晚会不断强调主题、叙事与态度的原因。无论是强调真唱、强调情绪回应，还是强调城市空间、线下生活，本质上都是在重新找到与人链接的方式。

　　从这个角度看，跨年晚会或许不再承担全民娱乐的功能，但仍然可能保留公共表达的价值。诚然，这种公共性并不是跨年晚会所独有，央视春晚中同样存在，但相较于春晚必须承载的民族叙事与集体主义表达，地方卫视跨年晚会反而保留了一种更贴近日常生活、文化潮流的年轻气质。

　　因此，相比春晚，跨年晚会更容易结合地域文化、生活方式、当下情绪，呈现一种带有市井气与现实感的公共表达，这种基于地域与生活半径展开的表达方式，恰恰契合了当下愈发被强调的“附近性”，也为跨年晚会在分众时代保留了一种尚未被完全替代的存在空间。

　　从城市、生活、附近出发，让地方卫视回归本来地域化、差异化的面貌，以此为起点探索跨年晚会新的内容形态，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方向。相比如今大小屏幕里早已过度泛滥的明星内容，这样能链接城市与个体的节目，或许才是真正的稀缺内容，也更可能在跨年夜这个特殊时刻，为观众提供迈步进入新一年的情绪支点与精神力量。

　　当然，这意味着跨年晚会必须接受一个现实——它不再是跨年夜的必备选项，甚至不再是主流选项。放下收视率和阵容比拼的执念，承认自身只是众多娱乐形式的其中之一，跨年晚会兴许还能为自身腾挪出新的生存空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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